【会议速递】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二十三：城市收缩与规划应对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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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0日上午，由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承办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学术对话二十三“城市收缩与规划应对”在东莞嘉华酒店四楼F9厅成功举行。论坛吸引了近百位城市规划专家、学者、同行等关注，围绕城市收缩和规划应对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图：同行观众

　　主持人李郇教授（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首先介绍了此次论坛议题，包括：（1）不同地区间城市收缩现象的比较；（2）国外针对城市收缩的处理手法；（3）新常态下收缩城市对新一轮城市规划编制的启示；（4）“增长”和“收缩”双重影响下中国城市规划变革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其次分享了主题为“收缩城市的规划应对策略——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例”的报告，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案例分析中提出几点规划应对城市收缩的策略。最后以东莞为例，认为东莞是个增长和收缩并存的地区，松山湖承接了来自深圳的产业转移仍在不断增长，而一些镇如石碣镇工业用地空置则表示其正处在收缩历程中。

图：李郇教授主持发言

　　李昊（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高工）分享了“收缩城市治理的范式转型——从增长导向到幸福导向”。他认为收缩是个中性词，不褒也不贬。广义的收缩城市有多重类型：产业衰退收缩型、制度变迁收缩型、城乡演变收缩型、人口密度收缩型、人口结构收缩型、潮汐人口收缩型和人口控制收缩型。新时期收缩城市治理的应对框架可以从四个维度出发：认知、参与、干预和文化。

图：李昊规划师发言

　　高舒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带来了美国的经验与启示，“如何实施‘精明收缩’：美国土地银行的经验与启示”。住房的空置、废弃在美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土地银行应运而生，土地银行的运营包括获取物业、管理物业和处理物业三个步骤。它的优点是比较公开透明，缺点是其滞后性、与城市规划的联系不够紧密，且由于土地银行是非政府组织，公众参与有限。中国目前尚未征收物业税，结合美国的经验，土地银行和物业税在政策制定指出就应该有较好的结合。

图：高舒琦博士发言

　　赵宇博士（智慧城市工作室的创始人），分享对于城市收缩规划的一些思考和思辨。抛开旁枝聚焦本质，回归收缩城市的根源——人口。通过三种角度（跨区域人口流动、主动收缩、住房政策）引出三个对于城市收缩的思考。

图：赵宇博士发言

　　吴康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及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从定量的角度分享了“城市收缩的统计界定及其循环反馈的复杂过程”。他提出，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给城市收缩研究带来了难度，他分别用不同的人口数据统计数据去识别中国城市的收缩状况，认为从较长时间维度来看，增长与收缩是长期并存的。

图：吴康教授发言

　　姜鹏主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信息室主任，高级城市规划师）提出要从全球城市发展角度看待收缩问题，要跳出城市个体看整个区域发展，城市发展需呼应生态环境，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

图：姜鹏主任发言

　　罗小龙教授（学会理事、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针对城市收缩的定义提出了几点看法。第一点是关于城市收缩没有非常完整的理论。不同地方的收缩城市的现象是一样的，但其内在的机制各不相同。第二点提出了中国城市收缩的五种类型，分别是工矿资源型城市的衰退、产业收缩引发的衰退、行政区划调整引发的城镇收缩、新城的建设引发的老城收缩、由于城镇化的流向变了。第三点是应对城市收缩，不同地区的规划各有策略。最后，罗教授还表示，收缩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城市的品质。

图：罗小龙教授发言

　　同行们针对不同地区的城市收缩现象（如边境地区、新城开发、潮汐现象等）、城市收缩形成机制（如人口、产业、配套设施等）、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如夜光数据等）、实际规划案例（如农村工业化、房地产税的提出、北京主动收缩等）等问题，纷纷提出观点和问题，嘉宾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最后，许智文教授（香港特首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香港理工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提出城市收缩与城市增长并不是矛盾，收缩不一定就是坏事。城市收缩类型有很多种，应明确界定城市收缩的定义和评价标准，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规划应对措施。他提出城市收缩要重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规划师要从更长远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看待城市收缩问题和提出规划应对措施。

图：许智文教授发言

　　学术对话圆满落幕，嘉宾们合影留念。

　　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工作人员和许智文教授合影。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听录整理，未经嘉宾审阅，如有错误，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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